连载：毛泽东与彭德怀  作者：张树德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彭德怀孤军守卫井冈山。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树起了一面旗帜，人们向往这个地方，而反动派对它的存在却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对井冈山发动“会剿”。为打破敌人的“会剿”，只在井冈山这个给养、人口、资源都非常有限的区域建立根据地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打破“会剿”，必须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这样势必派部队留守。然而，当时红四军力量薄弱，全部也只有五六千人，如红军向外出击，必然分散兵力。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的到来，无疑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这样才使毛泽东、朱德等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由红四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打击敌人，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部队，保护井冈山的伤病员及家属。

彭德怀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为了顾全大局，彭德怀还是说服红五军党委的其他成员，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从井冈山茨坪、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

就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即1月16日，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报告对红四军主力两路“追剿”和对井冈山三路“进剿”的部署。

1月26日，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约10个团分三路向井冈山合围过来。而当时，红五军只有七八百人，敌我力量对比是30、40比1，兵力对比十分悬殊。

当时，黄洋界战斗非常激烈。黄洋界哨口，位于井冈山茨坪北面，海拔1300多米。这里峰峦峻绝，山势嵯峨，云飞雾涌，形势奇险。黄洋界哨口工事，由三条战壕和一个嘹望台组成，分别监视着宁冈、湖南两个方向的敌人。哨口修好后，当地军民称赞道：

山连山来岭连岭，

黄洋界上是高峰。

高峰岭上设哨口，

好比把守摩天岭。

敌人重兵围攻了四昼夜，经激战，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其中守卫黄洋界的李灿大队，八面山之彭、李大队均被敌隔断。

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如不及时突围，必有全军覆灭之危险，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要保证伤病残人员、妇女、小孩一千多人顺利突出去，谈何容易。彭德怀集合了三十团、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冲出重围，向赣南寻找主力。红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以保存力量。彭德怀率领部队及伤残病人员、妇女、小孩，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上，算是突出了敌军的第一层包围。当时，时值严冬，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彭德怀两天未进一粒米，饥饿疲乏。

从井冈山突围后，彭德怀深深地感受到：没有根据地的依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红军作战、行军都遇到很大困难。《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23页。

井冈山守卫战虽然失利，但它拖住了来犯敌人的大部分兵力，掩护了红四军顺利地向赣南转移。

突围后，彭德怀率领原红五军向赣南前进，经过艰苦的转战，不仅保住了这支队伍，而且还以奇袭的方式攻占了雩都城，并发展了地方武装。不久彭德怀在安远得知了红四军的消息。于是改变了重上井冈山的计划，率红军掉头向东北，经会昌一举占领了瑞金县城。4月1日，红四军从长汀经古田来到瑞金与红五军主力第二次会合。毛泽东与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守卫井冈山战斗和突围的情况。会议决定，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毛泽东在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守卫井冈山及突围的报告后，对彭德怀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4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二月来信”。在这封信中，中央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信中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其实，这个主张当时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作出的。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红军的问题，但他对中国红军运动是持悲观态度的。他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这样老百姓会不满。他还要高级干部撤离红军，“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334页。，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和红军的实际的，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因为当时红军正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红军分散行动，就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

毛泽东出于对彭德怀的信任，将这封信给彭德怀看了。彭德怀看后，于4月4日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

信中总结了红五军守卫和撤离井冈山的情况和教训。谈到井冈山失败的缺点，彭德怀指出：部队复杂。指挥不统一，兵力单薄(1比20)，得不到休息；子弹缺乏。

在谈到所得的教训时，彭德怀指出：在***************************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在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取藏匿躲避政策，否则就立刻上了消灭之途。《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页。

民国初年，中国北方有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白朗，1911年10月在宝丰组织农民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1912年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在河南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统治的斗争。1913年底，他领导的起义军转战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一度称为“公民讨贼军”。1914年夏天回师河南，8月在宝丰、临汝间的突围战斗中牺牲。

彭德怀在信中以白朗为例子说明：一方面白朗不知发动群众，且无党去领导，当然是要失败的。我们知道夺取群众，有党报说敌人兵力较小，我们就打他；较多，我就避免。若分散，一定是被消灭。另一方面白朗尚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彭德怀这封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在毛泽东处。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敢于坚持真理，同时也看出了他对毛泽东的拥护。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

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了复信。信中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和扩大，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信中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61页。

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

复信强调指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62页。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与彭德怀信中所述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是相同的。

毛泽东、朱德当时并没有执行中央二月来信的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4月8日，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率部到雩都县城。在这里，有一件事使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当时，红军没收锺姓地主的谷物准备分给农民时，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发生了械斗(因为赣南地主操纵的姓氏斗争很严重)。四军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即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因为红军不在当地停留，此事很容易被反动派所利用，造成械斗，模糊阶级斗争。在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得知了此事，立即对乱杀人这件事给以严肃的批评，没留任何情面。毛泽东对待群众如此认真的态度，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德怀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27页。

这是彭德怀上井冈山后，毛泽东直接留给他的第二次最深的印象。

4月11日，毛泽东在雩都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对蒋桂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领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

4月14日，彭德怀离开雩都，毛泽东、朱德为他送行。彭德怀率部经信丰、南康、遂川等地，返回井冈山。这是彭德怀与毛泽东相识后的第二次分别。

对于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这个问题，1930年二三月间，彭德怀曾与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谈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彭德怀认为，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的过程是：开始以第五军5个大队守井冈山摆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为了使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来，由于敌情变化，红五军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于我们三四十倍，那它总是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红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于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一帮“左派”又抛出了这个本末倒置、耸人听闻的“旧事”：“彭德怀的井冈山突围，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不要根据地，实行逃跑主义!”

彭德怀在追忆了突围经过后，说：“我看把这个事件作为我一条罪状的人，对根据地如果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毛主席旗帜反对毛主席，按照你的逻辑，只能死守，不能突围，直到自己拼光了，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你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怎样才能创造根据地?如何支持根据地的斗争?你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却随声附和地大骂别人反毛泽东思想，我看你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投机分子!你呀，谨慎点吧，防止哪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后来，在1969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气愤地说：照他(通讯员)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40页。

实践证明，彭德怀当时撤出井冈山是正确的，对此毛泽东等并没有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