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是和平时期，作风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基本功”。好的作风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是一种无声的巨大力量。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和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之际，本文辑录了11位老一代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及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若干琐事，从中折射出他们的优良品质和高风亮节，以此激励我们坚定信仰，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徐特立：

须发染霜跟党走

徐特立青年时期，面对国家成为“刀俎之鱼”的破败状况，他悲愤交加，立志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然而，须发染霜、年过半百，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度过了20多个春秋后，救国的事业依然渺茫，他深深感到光靠教育挽救不了国家的危亡。

此时他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因此，他果断放弃“教育救国”的主张，毅然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担任教育科长，并兼任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经常和共产党人来往。

1927年5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不久后，徐特立在长沙遇到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李维汉。李维汉问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还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坚定地表示：“我已经51岁了，只要共产党能允许我这个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的获得了新生，还不愿意吗？”于是，经李维汉介绍，徐特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但这时形势继续恶化，斗争更加残酷。不久，李维汉和徐特立相继来到武汉。在武汉国民党办的报纸上，经常能看到所谓共产党员的脱党声明。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一天，一位老相识遇到徐特立，劝他说：“革命已经失败了，你还来武汉干什么？应另谋出路！”说着拿出一沓钞票给他做路费。徐特立听后生气地说：“革命成功的时期，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现在正因为革命受到挫折，我们才得好好干，逃跑算什么。”说罢愤然离去。

就这样，徐特立仍然奔波在武汉，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彻底背叛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徐特立根据党的指示，立即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在起义部队中担任了二十军第三师的党代表。从此，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

韦拔群：

编写《革命到底》歌

护国战争爆发后，韦拔群在家乡招募了100多名乡友赴贵州参加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五四”运动期间，他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并以“愤不平”为笔名，宣传革命思想，不久他毅然弃职离开旧军队，开始从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11日，韦拔群同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发动了“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1930年秋，红七军奉命北上，韦拔群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他将1000多名精壮的战士和好枪拨给主力部队，而自己只留下了30多支劣枪和七八十名体弱有病的战士，表现出以全局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张云逸感动地说：“你留下，往后的工作会更艰巨，斗争也会更残酷。”韦拔群充满信心地说：“不怕，这地方我熟，走了一千，还会有一万，有人就有枪，我们一定坚持到红军主力打回来。”

红军主力撤走后，敌人立即反扑了过来。1931年11月，国民党军队出动了8000多人进行围剿。敌人扬言，要生擒韦拔群。他们见路就堵，见山就占，见人就抓，气焰十分嚣张。韦拔群一面向山区转移，一面扩充自己的队伍，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他编写了一支《革命到底》歌：“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那时灭土豪，吃穿好，饭饱衣又新。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敌人不甘心失败，1932年8月，又纠集万人对右江根据地的中心——东兰县西山进行围剿。面对强大的敌人，韦拔群从容自若，率领右江独立师开展游击战，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

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

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者之一，1922年参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坚信黑暗只是暂时的，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

1934年他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敌人调动了14个团的兵力在纵横不过15里的范围内对红军形成了重重包围。突围失败后，部队又被打散。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方志敏，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支队伍恢复起来。本来，方志敏可以到白区去暂避一下，但他想到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决心冒险返回赣东北，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队伍，准备再战。不幸的是，方志敏最终没能逃出敌人的包围圈。

抓到了方志敏，令敌人欣喜若狂，他们在上饶召开“祝捷大会”，让方志敏站在台上示众。只见方志敏昂然站立，睁大眼睛看着台下群众。后来到了弋阳和南昌，他们故伎重施，方志敏依旧泰然自若。

在狱中，方志敏向敌人要来笔墨，敌人以为会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满口答应了。然而方志敏所写的不是自首书，而是充满革命激情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遗作，这些作品后来被辗转带出监牢。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敌人秘密杀害，就义时年仅36岁。

毛泽东：

脱帽赔礼鞠躬认错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干运动由此开始。

审干工作的目标是纠正干部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动派革命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因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也造成了不少冤案和错案，尤其是康生在搞的“抢救”运动，造成干部人人自危。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问题，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方针，及时而认真地加以甄别，因而没有酿成大乱子。

对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反特务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

1944年5月，毛泽东向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时指出：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着，毛泽东起身敬礼说，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此时全场同志起立鼓掌。

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向大家脱帽鞠躬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党校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时，再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我是党校校长，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们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给人戴过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也得到了一条经验，就是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了，因为你自己吃了这个亏，以后也要谨慎。在场的同志们被领袖的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崇高品格所感动，以热烈的掌声作出了回应。

陈毅：

忘记人民必垮台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前的一天傍晚，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一行来到一个区委大院。区委的同志立即去叫炊事员给陈老总张罗饭菜。陈毅连声摆手说：“不要，不要，有什么吃什么，有饭就是幸福生活。”当时伙房里只有新摊出来的小米煎饼和几块豆腐，区里的同志只好用这些极普通的饭菜招待陈老总一行。饭后，他和区里的同志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当区里的同志谈到缠小脚的老大娘推碾子摊煎饼几夜不合眼；新媳妇把新被子盖在烈士的遗体上；吃不饱饭的老乡硬要拿着仅有的几个鸡蛋支援前线时，陈毅坐不住了，他背着手在屋里来回急速地踱着，神情激动，眼眶里闪着泪花。突然，他停在油灯前激动地说：“人民，可爱的人民！共产党就是靠人民养育成长的。今天，人民支援我们；明天，我们打下了天下，谁要是忘了人民，不为人民谋福利，他就应该……”只见陈毅的手使劲往下一劈，“应该垮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永远为他们出力报效，死而后已！”

“谁要是忘了人民，他就应该垮台！”陈毅这一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法，说出了千古难易的一个真理，为民谋利益者得人心，忘民害民者失人心。

周恩来：

三付饭费不搞特殊

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周总理送别了客人，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楼外楼看看，请你们在那里吃饭。”于是大家来到了楼外楼。这时已经过了营业时间，一位年纪较大的师傅对警卫人员高振普说：你们有几位？先进来坐下再说吧。

高振普刚要转身去请总理，就听有人喊：“周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周总理进了饭店，大家抢着与总理握手，饭店的负责同志请总理上楼，周总理对他们说：“很久没来你们这里了，今天我带几个人一起来吃顿饭……”

一会儿饭菜端上来了，周总理一边吃一边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述他过去来饭店时的情景。当吃到西湖醋鱼时，饭店负责人问总理味道怎么样，总理称赞道：“这种做法很好，味道鲜美。”接着，总理询问了西湖的水质情况并一再强调：要保持西湖水质的清洁，保住这西湖醋鱼的美味名声。

吃过饭，周总理问去结账的高振普付了多少钱，他拿着发票对总理说：“10元1毛。”周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光的，再去加钱。”可饭店的负责人一再推辞不肯收钱。

周总理说：“你不收钱，我们就不走了。”于是饭店又收下10元。在周总理起身下楼时，高振普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其他客人吃这一顿饭需要付多少钱。服务员回答要30元左右。

在返回招待所的车上，高振普把所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听后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去补交钱。”因为还有别的事情，高振普没能去饭庄补钱，于是就把10元钱交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

不久，高振普收到了“楼外楼”饭庄寄来的信。信中叙说了接待周总理的愉快心情，特别是周总理公私分明严格要求以及处理这件事的认真态度，使他们深受教育。随信还附了一张当时做菜的用料清单和价格表。高振普拿着这封信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笑着说：“这就对了，我们不能搞特殊啊。”

萧克：

带头执行《准则》

国防部原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院长、第一政委萧克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被传为佳话。

萧克同志的住房房基浅质量较差，自上世纪50年代初住进后，一直没有大修过。1972年他从外地调回北京后，仍住在这里。1976年地震后，外墙多处出现裂缝，个别地方倒塌，屋顶几处漏雨。经北京市和总后营房部门检查后认为，为保证首长安全必须翻修。萧克知道后说：“学院调来不少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在他们的住房没有解决之前，不能维修我的住房。”就这样到了1980年，学院的干部住房已大部分解决，营房部门再次进行检查，决定拆除重建。萧克严肃地说：“我不能带这个头。”后经反复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但同时又作了两条规定：第一，修建面积只能少，不能超过规定标准1平方米；第二，造价只能低，不能超过规定标准１块钱。

按照囯家规定，组织上给萧克同志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但他几次提出要换辆普通车。有关方面领导考虑他用普通车不方便，故一直拖着没换。可他又亲自找车管部门要求换车。车管部门告诉他，现在只有上海牌车。他说：“上海牌车为什么坐不得，坐上海车就不能办事啦？”于是，车管部门只好给他换了辆上海牌车。萧克同志平日用车较少，有时路近就步行前往。一次步行去医院看病人，他说，这样既节省汽油，又锻炼身体，一举两得。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说：“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你们不能随便用，更不能用来办私事。”他的孩子不用他的车，他的爱人偶尔用车，也主动交费。

萧克曾先后几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前，他都反复给工作人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国家发的零用费标准不能突破。”回国后，他还一笔一笔地算账，知道没有违反规定后才放心。有一次在访问美国、加拿大之前，有人建议返回时取道香港，萧克为了节省经费，没有同意，而且一路上处处都想到节约。日本成田国际机场有个规定，在24小时内候机，机场旅馆不收房费，如果超过时间，就要按全天收费。代表团实际上在机场停留的时间要超过24小时，为了节约费用，他和大家商量后决定，采取晚到馆和提前离馆的办法，这样虽然辛苦一些，却为国家节约了一笔开支。

萧克同志就是这样处处廉洁自律，带头执行《准则》，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李贞：

两袖清风的女将军

1955年9月15日，国务院在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功仪式。周恩来总理亲手授予甘泗淇、李贞夫妇上将和少将军衔。待李贞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微微笑道：“李贞同志，你是我军唯一的一位女将军，也是全国妇女的代表。”

李贞l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著名的秋收起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生前曾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1990年3月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贞逝世后，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经过长征的老战士，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耀眼夺目的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竟俭朴得让人不敢相信。

这些遗物是：4把藤椅，那是她早年从湖南搬家时带到北京的，身边工作人员几次要扔掉，她都一直拦阻着说：“莫扔，补一补，还能用一阵子。”一对已整整用了40年的皮箱，已经老化开裂，但她还是不肯换新的。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在李贞的衣箱里，唯一的新衣物，是她80岁生日时，表孙女为她织的背心。

她在遗嘱中交代：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根捐给丈夫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李贞和甘泗淇没有孩子，但他们用自己的工资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精神财富。“无私无畏一身正气悬山河，为党为民两袖清风照日月”，这副挽联正是李贞一生的真实写照。

许光达：

恳辞大将衔

许光达，湖南长沙县人。1925年入党，1930年在贺龙领导的二军十七师任师长。生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面对这一荣誉，许光达觉得许多资历比自己深、贡献比自己大的同志才被授予上将军衔，他认为受之有愧。于是提笔致信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求降为上将军衔。他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申请被转到了评衔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许光达心情矛盾极了，他等待着组织最后的决定。

这份申请书也深深地震动了毛泽东。一天，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毛泽东手中举着许光达要求降衔的那份申请书高高一扬，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他一连写了三份。”

毛泽东点头会意，起身离开座位，边走边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这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脱口而出：“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听了毛泽东的话，与会者点头并相互交换了眼色，表示此言的真理性已经被充分领会和肯定。中央军委的一致意见是，不批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许光达虽然接受了这一决定，不过最后他还是坚持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

叶挺：

狱中一心向往革命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幸被捕，身陷囹圄。在5年多的铁窗生活中，无论是“上饶请宴”，还是“恩施优遇”，无论是“蒋介石的封官加冕”，还是“骨肉的感化”，都丝毫动摇不了叶挺的志向。他始终如一地向往着革命，向往着党。

在狱中，有一次军统特务问他：“你出狱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叶挺毫不掩饰地说：“我如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复我共产党员的资格！”（叶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去国外，与党失去了联系）他在狱中，反复阅读周恩来的密信，得到了党的指示，明确了斗争方向。

满怀战斗激情的叶挺，为抒发心中的豪情，他在上饶李村囚室的墙壁上写下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的壮烈诗句。他在重庆被关押期间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1月，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声援下，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叶挺。

出狱时，国民党当局送来了军官呢制服要叶挺换上，被叶挺拒绝了，他坚定地说：“我不换，我穿的军衣是新四军发的，我要穿回去。”

长期的铁窗生活，锻炼了叶挺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决心，也使他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出狱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也非常了解叶挺，中共中央于3月7日给他复电，决定接受他的入党请求。毛泽东还亲笔修改了复电电文，充分肯定了叶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刘少奇：

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时，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他知道后，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赶快拿走！”然后问王光美，知道不知道，为何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有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1960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钱。可是，他没有为个人使用一个卢布。回国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1964年7月，他到济南搞调研，有一天中午，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搞这一桌饭，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

刘少奇同志对某些人搞特权的行为十分愤怒，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到：“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

有一次，刘少奇视察某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也是楠木的。刘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刘少奇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解决工作与待遇问题。为了彻底杜绝这种现象，1959年国庆节那天，刘少奇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权力不能乱用，不能拿它为个人谋私利。”刘少奇的教诲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理解和拥护。